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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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s check the following link if you want to see more pics.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4281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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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5
http://mk2art.com/1104
记忆_自我 | Memory_Identity
Curator: Alessandro Rolandi
Artist: Alessandro Rolandi, Anouchka Van Driel, Daniel Ruanova, Fortune
Noel, Frank Gerlitzky, Guo Gong, Inan Wang, Lan Yan, Li Jie, Lin Jingjing,
Lulu Li, Ma Yongfeng, Marianne Daquet, Megumi Shimizu, Michele Mazzanti,
Milla-KariiIna Oja, Mireille Gros, Nan Hao, Nan Hao, Nicola Vinci, Olivier
Modr , Qiao Xingyue, Ren Bo, Ren Bo, Rong Guang Rong, Stefano Lupatini /
NoiSeGrUp, Wolfgang Stiller, Wu Xiaojun, Yoko Taketani & Riichi Yamaguchi
(27 Artists)
Opening: Saturday, 3pm, March 05, 2011
Date: March 05, 2010 - April 16, 2011
Venue: MK2 Art Space
No.255 Caochangdi, Airport Service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15
T&F +86 (10) 6431 1567 M +86 (139) 1176 2529
www.mk2art.com
info@mk2art.com
Organizer: MK2 Art Space
Support: Beijing KJ international food Co., Ltd.
Media Support: Italian Cultural Institute
‘Memory_Identity’ is curated by Alessandro Rolandi with works from 27
international artists. They unfold the stories of memory and identity deep
down to their subconscious level;
Memory is a key instrument to build our intellectual and critical
capacities. and it is linked to identity in a subtle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way. The tensions at stake between them can raise new creative
energies. Even in dealing with suffering and hardship , the exercise of
memory becomes a source of relief and a weapon of resistance. ( excerpt from
exhibition preface)
记忆_自我 | Memory_Identity
策展人：李山(Alessandro Rolandi)
艺术家：李山(Alessandro Rolandi), Anouchka Van Driel, Daniel Ruanova, Fortune
Noel, Frank Gerlitzky, 郭工, 王一囡 , 蓝妍, 李洁, 林菁菁, 李新路 , 马永峰, Marianne Daquet, Megumi Shimizu, Michele Mazzanti, Milla-KariiIna Oja, Mireille Gros
, 郝楠, Nicola Vinci, Olivier Modr, 乔星月, 任波, 荣光荣, Stefano Lupatini /
NoiSeGrUp, Wolfgang Stiller, 吴小军, Yoko Taketani & Riichi Yamaguchi
开幕式：2011年03月05日 星期六 下午3点
时间：2011年03月05日－2011年04月16日
地点： MK2 艺术空间
北京市朝阳区机场辅路，草场地255号， 100015
T&F +86 (10) 6431 1567 M +86 (150) 1033 0720
主办：MK2 艺术空间
协办：北京凯捷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媒体协办：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
记忆_自我，此次展览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7位艺术家的作品，由意大利艺术家李山(Alessandro Ronaldi)策展。艺术家们深入潜意识，展现关于他们的记忆和身份的故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21世纪初，毫无节制的经济增长对于政治与日常生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一种自我陶醉心理应运而生，这种心理使得人类仅将世界视为自我恐惧与欲望的投影。
我们所处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也使得人们感到无比的无力。作为独立个体和消费者，人们正倒退回要依靠占卜来感知世界的阶段。同时，通过人们与外界的互动，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如同婴儿从母亲乳房依赖中所获得的挫折感或满足感。
与其说身份的概念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创造性选择”，其具有解放及启发人的潜能的可能性，不如说现在这个概念事实上更为接近刻意的自我形象控制，而非有远见的实验。而选择的概念也是如此，演变成为了乏味的生活方式问题。
许多人相信“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做到”，然而，就像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决定谁能够成功谁不能存在着一种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比一般人对待成功这一诱人的景象时所能想到的更残酷、更加具有歧视性、更为无情。
如果选择并不意味着可能做出一番成绩，那么选择这个概念就是对本身的否定。在这场争论中，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选择的真正含义其实并没有任何长远的影响：这是对于民主概念本身的亵渎，即民主已经沦为了简单的消费者选择。
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斩断了现代中国与其历史的联系）正面临着一系列复杂而危险的境况，直接的集权和日渐抬头的消费主义对大众的洗脑相互交织；而在西方的权力模式下，决策职能早已经从“党”转换到企业官僚的手中，而教育职能则已落入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手中。
史无前例的，视觉在影响和诠释世界方面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重要的作用。因此，从理论上说，这对于艺术在社会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这个机会有时仿佛在自我否定后淹没、消失在投机性的市场大潮中。
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新鲜”和“年轻”的追求与迷恋，这强大的压力迫使年轻的一代竭尽创作能力，为了更大层面上的宏观思考而遏制了他们年龄中玩世不恭的一面。
当艺术家的社交和思辨技巧有大幅改善时，那么他们的作品本身往往薄弱，缺乏能够为艺术带来意义的“颠覆性力量”。
在这次展览中，我的想法是要关注记忆以及身份的概念。不是以怀旧的角度，而是通过记忆的行为和其涉及的编辑过程的复杂性来建立意识与批判精神的连接桥梁。
在后现代环境的众多副作用中，我发觉对待遗忘的这种刻意的态度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告别，更多的是要变得更加强悍。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有一种遗忘现的意愿。由于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库开发，记忆及其相关功能似乎注定是仅限于这些和其他技术设备，而牺牲了生活中收集、诠释以及组织记忆的过程，使记忆变成实际、高效的存储服务。
不久之后，生物遗传学家将能够破译有关记忆的基因，在人体之外创造属于人类大脑备份，这样的服务将使得人类更轻便、更灵活和更不具个性。人类朝着离克隆、长生不老和其他的乌托邦谎言又迈进一步。就如同法国作家胡艾勒贝克（Michel Huayllbaeck）在《一个岛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n Island）一书中预言的那样，我们将以一种执着和重复的形式存在。
其实这些在很久以前的两本书中就有提及，我在其中发现一些有趣的观点：一本是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华氏451度》（Farenheit 451），另一本则是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勇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两本书都描述一个旧时“环形监狱式”的社会，表面上与环形监狱类似，但从机制上与我们说的完全相反（在现实中所设计的环形监狱，控制更多的是如何不让外人进入，从而保持里面人的安全，让其能够享受生活，而不是将所有人整合到一个泯灭个性的均质体社会中），然而，有趣的是在两本书中，让世界成为有序的“被高度监控社会”的并非是权利或限制。相反，真正的原因是人们已经逐渐“忘记”，变得物化和冷漠。他们接受了娱乐的生活风格，在视觉上咄咄逼人的大众文化，盲目的相信人类任何经历都可以通过科学来提供。
一旦知识和记忆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大众的批判能力就会消失，统治力量就能重新书写历史。
记忆是建立我们的知识和批判能力的重要工具。它常常以一种微妙而自相矛盾的形式与身份相连接。他们之间利害攸关的张力非常有趣，能够产生新的创意能量。在痛苦和困难时，记忆会成为宽慰的来源和抵抗痛苦的武器。有个感人的故事来自于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在集中营的一次令人筋疲力尽的劳作中，他开始大声朗读但丁《神曲》中的《炼狱》以及《尤利西斯》里的诗章。他说，“曾经一度，我忘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自己在著作《论灵魂》中强调了记忆过程中的精神特质，称记忆和灵魂有着相同的特质，而苏格拉底前的启蒙传统中，哲学家们和智者们都致力于保存“记忆的艺术“，“记忆”也被认为是文明发展与维持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样，本次展览的艺术家非常具有时代精神，他们参与了一项研究，并不局限于当代艺术领域，而是追求在更为广义的人类境况方面进行探索。由于他们的怀疑精神，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后现代环境的一部分，但同时这也没让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后现代是不可逆的。他们的艺术作品既不是对现有机制的歌功颂德，也不是被动地断言现有机制的失败或不足。相反，他们在不同的群体间切换，观察现实、个人或集体的经验，以求找到心理和身体可能的替代空间。
从他们抒发主张的艺术中，你能感受到有一种干预的力量。所有的作品创作优先使用的都是简单，平价材料和技术。面对意义和价值的全然相对化，这些艺术家用充满诗意而且与环境无关的形象和语言来应对，建立一个新的平衡，一个新的出发点，起到如同原始文化中魔法仪式一样的作用。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最近写道“当代精神，就是那个时代光鲜的背后本身的黑暗...........当代的独立个体就是能直面自己时代黑暗面的人 。”
这句话让我们想起圣约翰的启示之一“...透过玻璃看到黑暗”，这正好呼应了法国作家安托南·阿尔铎(Antonin Artaud) 具有前瞻性“重影”的概念，他关注于一个如同有机体般的文化，而非纯粹的吞噬性的和消费主义的文化。
在生理上，当我们缺少光源的时候，在位于视网膜外围的抑制细胞就会被激活，产生着一种我们称之为黑暗的视觉。这意味着，“看到黑暗”既不是毫无意义的，也不是一个被动的举动，而是人体产生的积极的认知。
作为文化的“抑制细胞”，这些艺术作品帮助我们看到了光鲜表面下的黑暗。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展示”，或“炫耀”的态度。由此，在这里我想玩个文字游戏，我希望艺术要避免成为“一个大型演出中的点缀小节目”，相反，它应该穿着更为有趣而低调的外衣带领我们通往认知自己与他人的道路。
李山（Alessandro Rolandi）于北京
MK2 艺术空间 | MK2 Art Space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机场辅路草场地255号, 100015 | No.255 Caochangdi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China
Gallery Hours: Tuesday - Sunday 11am-6pm
Phone & Fax: +86(10)6431.1567, +82(70)7783.5859
记忆_自我 | Memory_Identity
Curator: Alessandro Rolandi
Artist: Alessandro Rolandi, Anouchka Van Driel, Daniel Ruanova, Fortune
Noel, Frank Gerlitzky, Guo Gong, Inan Wang, Lan Yan, Li Jie, Lin Jingjing,
Lulu Li, Ma Yongfeng, Marianne Daquet, Megumi Shimizu, Michele Mazzanti,
Milla-KariiIna Oja, Mireille Gros, Nan Hao, Nan Hao, Nicola Vinci, Olivier
Modr , Qiao Xingyue, Ren Bo, Ren Bo, Rong Guang Rong, Stefano Lupatini /
NoiSeGrUp, Wolfgang Stiller, Wu Xiaojun, Yoko Taketani & Riichi Yamaguchi
(27 Artists)
Opening: Saturday, 3pm, March 05, 2011
Date: March 05, 2010 - April 16, 2011
Venue: MK2 Art Space
No.255 Caochangdi, Airport Service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15
T&F +86 (10) 6431 1567 M +86 (139) 1176 2529
www.mk2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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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er: MK2 Art Space
Support: Beijing KJ international food Co., Ltd.
Media Support: Italian Cultural Institute
‘Memory_Identity’ is curated by Alessandro Rolandi with works from 27
international artists. They unfold the stories of memory and identity deep
down to their subconscious level;
Memory is a key instrument to build our intellectual and critical
capacities. and it is linked to identity in a subtle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way. The tensions at stake between them can raise new creative
energies. Even in dealing with suffering and hardship , the exercise of
memory becomes a source of relief and a weapon of resistance. ( excerpt from
exhibition preface)
记忆_自我 | Memory_Identity
策展人：李山(Alessandro Rolandi)
艺术家：李山(Alessandro Rolandi), Anouchka Van Driel, Daniel Ruanova, Fortune
Noel, Frank Gerlitzky, 郭工, 王一囡 , 蓝妍, 李洁, 林菁菁, 李新路 , 马永峰, Marianne Daquet, Megumi Shimizu, Michele Mazzanti, Milla-KariiIna Oja, Mireille Gros
, 郝楠, Nicola Vinci, Olivier Modr, 乔星月, 任波, 荣光荣, Stefano Lupatini /
NoiSeGrUp, Wolfgang Stiller, 吴小军, Yoko Taketani & Riichi Yamaguchi
开幕式：2011年03月05日 星期六 下午3点
时间：2011年03月05日－2011年04月16日
地点： MK2 艺术空间
北京市朝阳区机场辅路，草场地255号， 100015
T&F +86 (10) 6431 1567 M +86 (150) 1033 0720
主办：MK2 艺术空间
协办：北京凯捷国际食品有限公司，
媒体协办：意大利驻华大使馆文化处
记忆_自我，此次展览有来自世界各地的27位艺术家的作品，由意大利艺术家李山(Alessandro Ronaldi)策展。艺术家们深入潜意识，展现关于他们的记忆和身份的故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21世纪初，毫无节制的经济增长对于政治与日常生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一种自我陶醉心理应运而生，这种心理使得人类仅将世界视为自我恐惧与欲望的投影。
我们所处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也使得人们感到无比的无力。作为独立个体和消费者，人们正倒退回要依靠占卜来感知世界的阶段。同时，通过人们与外界的互动，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如同婴儿从母亲乳房依赖中所获得的挫折感或满足感。
与其说身份的概念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创造性选择”，其具有解放及启发人的潜能的可能性，不如说现在这个概念事实上更为接近刻意的自我形象控制，而非有远见的实验。而选择的概念也是如此，演变成为了乏味的生活方式问题。
许多人相信“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做到”，然而，就像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决定谁能够成功谁不能存在着一种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比一般人对待成功这一诱人的景象时所能想到的更残酷、更加具有歧视性、更为无情。
如果选择并不意味着可能做出一番成绩，那么选择这个概念就是对本身的否定。在这场争论中，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选择的真正含义其实并没有任何长远的影响：这是对于民主概念本身的亵渎，即民主已经沦为了简单的消费者选择。
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斩断了现代中国与其历史的联系）正面临着一系列复杂而危险的境况，直接的集权和日渐抬头的消费主义对大众的洗脑相互交织；而在西方的权力模式下，决策职能早已经从“党”转换到企业官僚的手中，而教育职能则已落入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手中。
史无前例的，视觉在影响和诠释世界方面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重要的作用。因此，从理论上说，这对于艺术在社会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也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这个机会有时仿佛在自我否定后淹没、消失在投机性的市场大潮中。
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新鲜”和“年轻”的追求与迷恋，这强大的压力迫使年轻的一代竭尽创作能力，为了更大层面上的宏观思考而遏制了他们年龄中玩世不恭的一面。
当艺术家的社交和思辨技巧有大幅改善时，那么他们的作品本身往往薄弱，缺乏能够为艺术带来意义的“颠覆性力量”。
在这次展览中，我的想法是要关注记忆以及身份的概念。不是以怀旧的角度，而是通过记忆的行为和其涉及的编辑过程的复杂性来建立意识与批判精神的连接桥梁。
在后现代环境的众多副作用中，我发觉对待遗忘的这种刻意的态度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告别，更多的是要变得更加强悍。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有一种遗忘现的意愿。由于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库开发，记忆及其相关功能似乎注定是仅限于这些和其他技术设备，而牺牲了生活中收集、诠释以及组织记忆的过程，使记忆变成实际、高效的存储服务。
不久之后，生物遗传学家将能够破译有关记忆的基因，在人体之外创造属于人类大脑备份，这样的服务将使得人类更轻便、更灵活和更不具个性。人类朝着离克隆、长生不老和其他的乌托邦谎言又迈进一步。就如同法国作家胡艾勒贝克（Michel Huayllbaeck）在《一个岛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an Island）一书中预言的那样，我们将以一种执着和重复的形式存在。
其实这些在很久以前的两本书中就有提及，我在其中发现一些有趣的观点：一本是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华氏451度》（Farenheit 451），另一本则是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勇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两本书都描述一个旧时“环形监狱式”的社会，表面上与环形监狱类似，但从机制上与我们说的完全相反（在现实中所设计的环形监狱，控制更多的是如何不让外人进入，从而保持里面人的安全，让其能够享受生活，而不是将所有人整合到一个泯灭个性的均质体社会中），然而，有趣的是在两本书中，让世界成为有序的“被高度监控社会”的并非是权利或限制。相反，真正的原因是人们已经逐渐“忘记”，变得物化和冷漠。他们接受了娱乐的生活风格，在视觉上咄咄逼人的大众文化，盲目的相信人类任何经历都可以通过科学来提供。
一旦知识和记忆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大众的批判能力就会消失，统治力量就能重新书写历史。
记忆是建立我们的知识和批判能力的重要工具。它常常以一种微妙而自相矛盾的形式与身份相连接。他们之间利害攸关的张力非常有趣，能够产生新的创意能量。在痛苦和困难时，记忆会成为宽慰的来源和抵抗痛苦的武器。有个感人的故事来自于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在集中营的一次令人筋疲力尽的劳作中，他开始大声朗读但丁《神曲》中的《炼狱》以及《尤利西斯》里的诗章。他说，“曾经一度，我忘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自己在著作《论灵魂》中强调了记忆过程中的精神特质，称记忆和灵魂有着相同的特质，而苏格拉底前的启蒙传统中，哲学家们和智者们都致力于保存“记忆的艺术“，“记忆”也被认为是文明发展与维持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样，本次展览的艺术家非常具有时代精神，他们参与了一项研究，并不局限于当代艺术领域，而是追求在更为广义的人类境况方面进行探索。由于他们的怀疑精神，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后现代环境的一部分，但同时这也没让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后现代是不可逆的。他们的艺术作品既不是对现有机制的歌功颂德，也不是被动地断言现有机制的失败或不足。相反，他们在不同的群体间切换，观察现实、个人或集体的经验，以求找到心理和身体可能的替代空间。
从他们抒发主张的艺术中，你能感受到有一种干预的力量。所有的作品创作优先使用的都是简单，平价材料和技术。面对意义和价值的全然相对化，这些艺术家用充满诗意而且与环境无关的形象和语言来应对，建立一个新的平衡，一个新的出发点，起到如同原始文化中魔法仪式一样的作用。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最近写道“当代精神，就是那个时代光鲜的背后本身的黑暗...........当代的独立个体就是能直面自己时代黑暗面的人 。”
这句话让我们想起圣约翰的启示之一“...透过玻璃看到黑暗”，这正好呼应了法国作家安托南·阿尔铎(Antonin Artaud) 具有前瞻性“重影”的概念，他关注于一个如同有机体般的文化，而非纯粹的吞噬性的和消费主义的文化。
在生理上，当我们缺少光源的时候，在位于视网膜外围的抑制细胞就会被激活，产生着一种我们称之为黑暗的视觉。这意味着，“看到黑暗”既不是毫无意义的，也不是一个被动的举动，而是人体产生的积极的认知。
作为文化的“抑制细胞”，这些艺术作品帮助我们看到了光鲜表面下的黑暗。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着“展示”，或“炫耀”的态度。由此，在这里我想玩个文字游戏，我希望艺术要避免成为“一个大型演出中的点缀小节目”，相反，它应该穿着更为有趣而低调的外衣带领我们通往认知自己与他人的道路。
李山（Alessandro Rolandi）于北京
MK2 艺术空间 | MK2 Art Space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机场辅路草场地255号, 100015 | No.255 Caochangdi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China
Gallery Hours: Tuesday - Sunday 11am-6pm
Phone & Fax: +86(10)6431.1567, +82(70)7783.5859
Feb
27
来自《艺术界》LEAP 第六期 2010
文章: Edward Sanderson
翻译：杜可柯
阚萱《 轻》，2009年录像装置箭厂空间
中国艺术界一个被人议论最多的特点就是其高度商业化的画廊体系。基本属于西方舶来品的画廊体系在过去十年迅速发展成熟，并成为中国艺术家和国际艺术界之间的重要连接点。不管怎样，画廊及其代表的商业体系主宰着中国艺术界，伴随它们成长的还有不同艺术区（包括北京的798和草场地，或者上海的M50），后者是国家认可并支持当代艺术经济文化实力的明确表现。
然而，这一发展似乎是以牺牲批判性参与和更大社会意义为代价的。如此庞大的产业化系统很有可能导致当代艺术整体停滞不前。当然，这种状况似乎是由于中国加入国际艺术界的时间尚短，虽然活跃，但仍比较稚嫩，即中国还没来得及发展起来一套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成熟的艺术体系。
但已有一批艺术家和机构在积极寻找出路。他们有意识地跨越艺术机构、作品和社会之间的界线，关注问题的同时把意义和边界拓展到新方向。他们在体系中的位置相对独立灵活，因此可以较为公正地对体制提出批判，而不至于招来任何致命的后果。某种层面上，他们的资本在于智力和社会含义，而不在财力，因此也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可以坚持自身立场，对画廊、美术馆、艺术家或社会进行批评。
2 0 0 9年陈昕鹏以帐篷为载体做的流动展览“凑和”
这些“空间” 尽管只有一部分是永久性的实体空间正在为现有体系增添对比区别和批评的方法论元素。这些个体或组织深知自己的活动与中国艺术界批判性较弱的部分之间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因此针对目前艺术界及其所在社会的各种问题和争议，他们总是积极推进那些足以产生突破性进展的作品和行动。
虽然“另类”作为一个讨论出发点并无不当之处，但对于这些空间来说，称其为“另类”可能有失公允。“另类”常常让人想到“对抗”，但这些艺术家或策展人更多是从“补充”的角度来看待该问题。他们并不是单纯为了与众不同而选择“另类”，而是希望能以此超越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也许“另类”概念本身就处在批判之列。
比如，“另类”反对的并不一定是商业化本身，而是那些目前中国艺术界中比比皆是的毫无批判性的商业化模式。这些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补充”了看似已经非常僵化的画廊形式：无法呈现某些类型的作品，只允许特定渠道或形式的活动进入空间。“另类空间”普遍采用的一个策略是：表面上独立于画廊系统之外，但为了自身目的又与之保持某种联系；必要时自由出入于不同的艺术结构。很多情况下，他们根本不需要画廊、正式展览或传统艺术结构。他们不想积极地去“反对”谁，而是在介入和脱离之间按照自身信念开心地做着选择。针对令人窒息的系统和结构，他们的回应行动常常是微妙而隐蔽的。
马永峰《 送给 K.S.的礼物》，2010年玻璃、霓虹灯和镇流器150 x 150 x 72厘米
举几个例子：家作坊通过小小的店面将艺术实践引入胡同语境，在社区里推动在本地的社会活动，从而将事件从日常活动中“提炼”出来。驴子当代艺术协会把艺术直接带到流动的公共空间，用移动模式对其进行重新定义。陈昕鹏去年以帐篷为载体的流动展览“凑和”（红盒子工作室策划）同样将艺术家的活动带到非艺术领域，旨在激发自主式展览和令人兴奋的创作实践。马永峰和他的forget art小组重访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以玩笑的手段挑战中国机构化的艺术模式，他们最近还在一个洗浴中心策划了一场展览。植村绘美在中国食品和农业现实的背景下展开讨论，从自身具体处境出发直面社会问题。
和这些艺术家、策展人谈话的过程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他们如何通过艺术创作过程起到助推器和平台的作用他们的答案也暗示在现有机构和运作方法中，这一功能是很难或不可能找到的。而上述活动背后似乎潜藏着一种感觉：经过重新组织和自然化，如今的艺术越来越倾向于成为一个生产体系，和其他任何生产体系毫无二致，不具备丝毫特权。所以他们对商品化和商业化的系统力量保持警惕，对艺术不像前人那样满怀敬意，而只是将其作为选择性使用的领域之一。
张怡《 可能接触》，2008年录像箭厂空间
这些方法和实践在国际艺术史语境下并不少见，其实等于梳理了西方艺术史各流派中有关艺术特权地位的一些基本问题。但这些艺术家超越传统之处就在于他们与中国具体环境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他们的确富有原创性。在中国，上述实践算是相对比较新的艺术创作手法，在此背景下，也就有可能为将来的艺术活动带来新的可能性，而这些艺术家和他们的同辈们也需要对这样的可能性做出回应。这些可能性不仅针对现有系统，更以其非物质或非永久的行动在不“生产”的情况下赢得了空间。这些作品看上去是疏离的，所维系的
关系并不能完全归于某个特定目的。这种没有既定目标或预期结论的半成形行动通过避开一般政治活动（效果可疑）的常见形式带来了某种政治结果，在这样一个外表决定一切的环境下似乎尤其合适。而且，正如在其他地方的同类实践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此类行动要在通向生产的道路上被无限搁置其无效性永远处于一种引而待发的状态，但这种“搁置”和“无效性”又是保证行动可能性的关键所在。
上文列举的几个例子都是从本土化生产开始，这对于建立意义容量更大的艺术体系来说至关重要。这些“另类”空间的创作活动将目光对准系统内部可见的问题和缺陷，它们的存在对批判艺术观念及其传播方式不可或缺。实验和展示的新形式能够为艺术界带来更大的深度和更丰富的见解，除此以外，当我们遇到有关艺术及艺术体验场所等问题时，这些实验和新形式也能防止我们过度依赖极具局限性的少数视角。所谓“健康的艺术生态”必然支持这些多样化体验场所的成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足够的制衡机制，避免系统的某一个部门以偏概全，进而扭曲了艺术的视野和价值，而这 一点在我看来也是目前中国艺术圈亟待解决的问题。
ChART 艺术观光项目之“新奇之旅”
http://leapleapleap.com/2011/01/%E9%9B%B6%E7%B1%BB%E7%A9%BA%E9%97%B4%EF%BC%8C%E5%8F%A6%E7%B1%BB%E7%AD%96%E7%95%A5/?lang=zh-hans
一月 31st, 2011
Posted in 第六期
文章: Edward Sanderson
翻译：杜可柯
阚萱《 轻》，2009年录像装置箭厂空间
中国艺术界一个被人议论最多的特点就是其高度商业化的画廊体系。基本属于西方舶来品的画廊体系在过去十年迅速发展成熟，并成为中国艺术家和国际艺术界之间的重要连接点。不管怎样，画廊及其代表的商业体系主宰着中国艺术界，伴随它们成长的还有不同艺术区（包括北京的798和草场地，或者上海的M50），后者是国家认可并支持当代艺术经济文化实力的明确表现。
然而，这一发展似乎是以牺牲批判性参与和更大社会意义为代价的。如此庞大的产业化系统很有可能导致当代艺术整体停滞不前。当然，这种状况似乎是由于中国加入国际艺术界的时间尚短，虽然活跃，但仍比较稚嫩，即中国还没来得及发展起来一套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成熟的艺术体系。
但已有一批艺术家和机构在积极寻找出路。他们有意识地跨越艺术机构、作品和社会之间的界线，关注问题的同时把意义和边界拓展到新方向。他们在体系中的位置相对独立灵活，因此可以较为公正地对体制提出批判，而不至于招来任何致命的后果。某种层面上，他们的资本在于智力和社会含义，而不在财力，因此也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可以坚持自身立场，对画廊、美术馆、艺术家或社会进行批评。
2 0 0 9年陈昕鹏以帐篷为载体做的流动展览“凑和”
这些“空间” 尽管只有一部分是永久性的实体空间正在为现有体系增添对比区别和批评的方法论元素。这些个体或组织深知自己的活动与中国艺术界批判性较弱的部分之间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因此针对目前艺术界及其所在社会的各种问题和争议，他们总是积极推进那些足以产生突破性进展的作品和行动。
虽然“另类”作为一个讨论出发点并无不当之处，但对于这些空间来说，称其为“另类”可能有失公允。“另类”常常让人想到“对抗”，但这些艺术家或策展人更多是从“补充”的角度来看待该问题。他们并不是单纯为了与众不同而选择“另类”，而是希望能以此超越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也许“另类”概念本身就处在批判之列。
比如，“另类”反对的并不一定是商业化本身，而是那些目前中国艺术界中比比皆是的毫无批判性的商业化模式。这些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补充”了看似已经非常僵化的画廊形式：无法呈现某些类型的作品，只允许特定渠道或形式的活动进入空间。“另类空间”普遍采用的一个策略是：表面上独立于画廊系统之外，但为了自身目的又与之保持某种联系；必要时自由出入于不同的艺术结构。很多情况下，他们根本不需要画廊、正式展览或传统艺术结构。他们不想积极地去“反对”谁，而是在介入和脱离之间按照自身信念开心地做着选择。针对令人窒息的系统和结构，他们的回应行动常常是微妙而隐蔽的。
马永峰《 送给 K.S.的礼物》，2010年玻璃、霓虹灯和镇流器150 x 150 x 72厘米
举几个例子：家作坊通过小小的店面将艺术实践引入胡同语境，在社区里推动在本地的社会活动，从而将事件从日常活动中“提炼”出来。驴子当代艺术协会把艺术直接带到流动的公共空间，用移动模式对其进行重新定义。陈昕鹏去年以帐篷为载体的流动展览“凑和”（红盒子工作室策划）同样将艺术家的活动带到非艺术领域，旨在激发自主式展览和令人兴奋的创作实践。马永峰和他的forget art小组重访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以玩笑的手段挑战中国机构化的艺术模式，他们最近还在一个洗浴中心策划了一场展览。植村绘美在中国食品和农业现实的背景下展开讨论，从自身具体处境出发直面社会问题。
和这些艺术家、策展人谈话的过程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他们如何通过艺术创作过程起到助推器和平台的作用他们的答案也暗示在现有机构和运作方法中，这一功能是很难或不可能找到的。而上述活动背后似乎潜藏着一种感觉：经过重新组织和自然化，如今的艺术越来越倾向于成为一个生产体系，和其他任何生产体系毫无二致，不具备丝毫特权。所以他们对商品化和商业化的系统力量保持警惕，对艺术不像前人那样满怀敬意，而只是将其作为选择性使用的领域之一。
张怡《 可能接触》，2008年录像箭厂空间
这些方法和实践在国际艺术史语境下并不少见，其实等于梳理了西方艺术史各流派中有关艺术特权地位的一些基本问题。但这些艺术家超越传统之处就在于他们与中国具体环境间的关系在这方面他们的确富有原创性。在中国，上述实践算是相对比较新的艺术创作手法，在此背景下，也就有可能为将来的艺术活动带来新的可能性，而这些艺术家和他们的同辈们也需要对这样的可能性做出回应。这些可能性不仅针对现有系统，更以其非物质或非永久的行动在不“生产”的情况下赢得了空间。这些作品看上去是疏离的，所维系的
关系并不能完全归于某个特定目的。这种没有既定目标或预期结论的半成形行动通过避开一般政治活动（效果可疑）的常见形式带来了某种政治结果，在这样一个外表决定一切的环境下似乎尤其合适。而且，正如在其他地方的同类实践中可以看到的那样，此类行动要在通向生产的道路上被无限搁置其无效性永远处于一种引而待发的状态，但这种“搁置”和“无效性”又是保证行动可能性的关键所在。
上文列举的几个例子都是从本土化生产开始，这对于建立意义容量更大的艺术体系来说至关重要。这些“另类”空间的创作活动将目光对准系统内部可见的问题和缺陷，它们的存在对批判艺术观念及其传播方式不可或缺。实验和展示的新形式能够为艺术界带来更大的深度和更丰富的见解，除此以外，当我们遇到有关艺术及艺术体验场所等问题时，这些实验和新形式也能防止我们过度依赖极具局限性的少数视角。所谓“健康的艺术生态”必然支持这些多样化体验场所的成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足够的制衡机制，避免系统的某一个部门以偏概全，进而扭曲了艺术的视野和价值，而这 一点在我看来也是目前中国艺术圈亟待解决的问题。
ChART 艺术观光项目之“新奇之旅”
http://leapleapleap.com/2011/01/%E9%9B%B6%E7%B1%BB%E7%A9%BA%E9%97%B4%EF%BC%8C%E5%8F%A6%E7%B1%BB%E7%AD%96%E7%95%A5/?lang=zh-hans
一月 31st, 2011
Posted in 第六期
Feb
25
选自《画廊》杂志2011年1、2合刊。
http://www.hlart53.com/index.php?action=news&do=d&id=483
此在，艺术与生存共谋
——付晓东对话“forget art”之马永峰和“雄黄社”之何迟
付晓东（青年批评家、策展人）
马永峰（forget Art小组创始人）
何 迟（雄黄社组织者）
付晓东（以下简称“付”）：forget art和雄黄社都是近两年兴起并活跃的艺术组织，在社会层面上有一定代表性。于长江有一个观点，艺术家在社会上有两个象征，一是作品卖到天价的成功型，另一类是被压迫的群体，经常遭遇拆迁等种种问题，但这种情况竟然不太容易获得社会的同情。forget art和雄黄社，都不属于上面的两类，从一开始就并没有奔着卖大钱和获得同情的方向去。你们能否结合自身处境来讨论北京艺术家群体的创作状况、艺术园区的生存状态？
马永峰（以下简称“马”）：社会认为艺术家属于知识分子，但他们其实也只是处于底层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的生存结构和整个社会的结构一样是金字塔形的，顶端只留给少数机会特别好、被历史选择的一些人，大部分艺术家还是停留在中间或者基层的。
何 迟：现在卖得好的艺术家，像'85新潮时期的王广义、方力钧、张晓刚等，他们一开始也没有奔着大卖的方向去。如果你觉得不以某种方式去做艺术，心里很不安，那就去做，卖得好未必就喜欢，卖得不好未必就不心安。雄黄社的几个成员是一直熟识的，沟通起来比较默契的，大家在一起不感到寂寞，并不是说每个人真的不孤独，而是从内在需求讲，人是需要群体生活的。
付：雄黄社的成立是你们有共同的价值观、精神理念上相互呼应和支持的结果。
何 迟：对，雄黄社在2007年成立，成员包括我、郭海强和吴海3个，在成立之前好几年一直和很多人都保持沟通。我们的宣言和宗旨很明确，是发扬与儒家文化相表里的士人艺术，无论从艺术的功能性角度还是从艺术本体的角度，都是经过一番思考和讨论的。
马：forget art成立之初就不想把动机表达得太明确，赚不赚钱也不是我们主要关心的，小组的名称很直接，懂英文的都明白它可能和艺术没关系，也可能有关系，就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但真正处在这种临界状态中的艺术家知道自己面临的挑战，需要放弃和拒绝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着手，提出了当代艺术中“微干预”的概念，并在草场地的一家澡堂实施了一个相关的“游击性”项目，叫做《地点：龙泉洗浴》。
付：参加forget art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马：这个小组的成员是不固定的，也没有固定的空间。最近频繁参加活动的主要成员有吴小军、杨心广等，他们是属于那种一聊就能了解对方想法的人。也有些年轻艺术家还在吸收和转型的过程中，以前经常是很多人在一起聊天，我觉得没有什么效率，最近我们倾向于和每个感兴趣的艺术家单独聊，看看有没有新的可能性。目前参与forget art活动的人群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在北京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个体化的艺术家，我们也打算吸收一些其他人，比如作家和诗人等等。
付：实际上forget art也只适合，或者说更适合在北京发展，因为北京有一大批文艺青年，其他城市没有这么好的环境。
马：重新洗洗脑也挺好的，让他们不要过于当代艺术化。很多国外艺术家的思考层面很广泛和深入，他们不会受利益的干扰，很多事情都交给画廊做，自己去思考一些真正关于艺术的问题。英国艺术家马丁·克里德（Martin Creed）曾经在泰特美术馆用霓虹灯作了一件文字作品《整个世界+作品=整个世界》。作品好像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变得不再重要，就是说艺术面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可能会有一种无力感。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但每个人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老艾采取的是社会化的抗争方式，我们则是希望从艺术体制中抽离出来，并针对性地给予某种游击性的骚扰，比如他们做一个博览会，我们可能会做一个forget art博览会，就是非常不靠谱的那种。这是一种渗透机制而不是反对机制。
付：你们两位不仅是独立的艺术家，同时也是小组的发起人、策划者，会找一些替代性的空间作为活动场地，也会和一些机构合作。我对这种集合式、多功能、发散性的新的艺术生产形式很感兴趣。雄黄社做“天涯”、“风流”，在奶子房和网络上发展都是在美术馆系统以外做的尝试，当时参与的是什么样的人群？
何 迟：这个美术馆系统其实就是西方欧美文化系统的代表性形式，我们的做法是在这个系统外来观看，不仅仅是从体制里出来再去反思，我们认为还有另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催生的体制，现在它可能还没有形成，但是更有未来，哪怕没有未来，它对我们来说更本分。雄黄社的人员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虽然做“天涯”、“风流”的时候是跟很多艺术家一起合作，主要是以年轻艺术家为主。
付：这些人在年龄上、地域上的分布是怎样的？
何 迟：世纪之交成名的孙原、彭禹、琴嘎等，是我们目前合作过的年龄较大的艺术家，最年轻的是双飞小组、上海SHIFT小组的高研铭，还有鄢醒等，也不一定都是北漂。
付：上海的基本都是本地艺术家，北京的才真正是漂着的，我们数了一下艺术圈一共就没几个本土的北京人。
何 迟：这种因为某个文化理想，选择不能定居的漂泊生活方式，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商业文明的产物，商业文明下全民皆商，只有这种途径。
马：这也是未来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状态，很多人都是城市里的“游牧者”。“漂”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上的迁移，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或者在同一个城市不停地搬家；另一种是“信息漂流”，即操作者从一个信息点漂移到无尽的信息点，速度甚至接近光速。鲍德里亚的关于“拟真”的理论很有意思，“物理漂流”和“信息漂流”到底哪个更真实？没人知道。
付：虽然你生活在北京六环外的一个荒冷的工作室里，但是你的信息环境可能宛如身处泰特美术馆。
何 迟：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我没必要从甘肃老家跑到北京黑桥来，但事实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马：即使你在老家，你也可以同时漂移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更不用说黑桥。未来任何人的身份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中都是不确定的“拟真”，它似乎比真实还更具真实感。
何 迟：那还是不一样，我有深刻的体验。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觉得离开很久了，但其实离开的时间并不长。在老家遇到一个热爱艺术的人，哪怕他做的不是当代艺术，都会觉得很亲切，这种感觉不像在北京，难以名状。
付：我觉得可能和人的性格有关系，马永峰是一个外在的观察者，他总是置身事外去观看，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何迟是一个深入的体验者，希望扎到里面去。雄黄社给人比较强烈的、戏剧性很强的感觉，但forget art是很轻飘的、不留痕迹的。
马：这和每个人的气质有关系吧，我们不希望有固定的成员，而是希望在每个艺术家身上发掘出forget art的气质，我们不拒绝任何东西，不限制年龄，如果有一天哪个艺术大牌说他也想玩点炫的，我们也会接受。另外，我们对西方的艺术史持怀疑态度，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都是线性的、逻辑性的，他们按照逻格斯的方式来归纳和分类，跟中国人思考方式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不应该有什么艺术史，就像一个艺术史家总想熬一锅好汤，他自己觉得很美味，但我觉得恰恰被蒸发掉的那部分是不是更有意思呢？
何 迟：这两年是不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北京的艺术家少了？黑桥工作室的房价最近两年也没怎么涨，去找房子的时候，发现有的艺术家一波一波地退房、离开，更换很频繁。
马：四川的艺术家有些回成都了，成都那边的生活环境也很好，他们也不想再过这样北漂的生活了，为什么不回去呢？
付：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离开的？
何 迟：我觉得可能与社会学有关系，与艺术的关系倒不大，当初来可能并不是冲着艺术来的，走也不是因为艺术而走。
付：那你们这两个艺术小组现在的工作室是什么状况？
何 迟：我们算是比较典型的“北漂”，是4个人合租一个90多平米的工作室，2个卧室，其中一间有3张床，另一间小点的有一张床，走进去像宿舍的感觉。一年的租金大概是17000元左右，均价是每天每平方米5毛钱。我们几个对物质生活的要求相对简单，我每年会花一些钱买书，三联书店或者网上购物都可以打折的。我之所以说艺术家不值得同情，就是因为像我这样的所谓艺术家就是亲人朋友的累赘，所以对艺术家首先应该是恨，然后是嫉妒，因为很自由，没心没肺，家里人也不管，再后才是羡慕。艺术家有能力但是又不愿意在某些方面做出努力，这种人是不值得同情的，甚至是可恨的。
付：做艺术家其实还是很幸福的，因为你能以艺术为职业，做你感兴趣的事，拒绝你不喜欢的事。
何 迟：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其实是很麻烦的，心里充满了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深刻的忧虑。这种忧虑一方面来自于关于文化和艺术的问题，我是一个看学术著作就能掉眼泪的人，经常对某些问题痛心疾首；更具体的忧虑，就是对家庭的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做得非常差。
付：有没有关于成功的忧虑？如果文化意义上成功了，生存压力也就解决了。
何 迟：中国社会对文化价值上成功的认可，目前都是用钱来衡量的，这对我们来说现在还很难。以前对自己还有一些要求，希望可以做得成功，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做事情时就会想的越来越少。对于文化、艺术、生活，都会有一种认命的感觉，这不是消极，认命不等于屈服于命运，当责任感和宿命感一体的时候，就无所谓成功不成功了。
付：马永峰的工作室情况呢？
马：2007年之前我大部分时间住在望京的公寓里，那时候刚好拿到英国基金会2万英镑的资助，去英国做驻留项目和个展，待了6、7个月，2008年6月份在草场地租了一个130平米的工作室，一年的费用是5万多，当时的价格还是有点贵，2009年末闹拆迁的时候退掉了，一共租了一年半。现在租了一个50多平米的空间，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大。
付：那你租工作室和做作品的资金都来自于国外基金会的赞助吗？
马：有些是吧，还有一部分来自作品的销售，以前跟站台中国有一些合作，自己也卖了一些作品。当时有十几个录像带和一些照片，价格是每件3000美金左右，虽然我不是销售情况特别好的艺术家，但也能卖掉一些，另外也有一些其他兼职，比如多媒体设计、代课等等。
付：你们在组织活动的时候需要的费用都有哪些？接下来你还会持续不断地跟国外的基金会申请赞助吗？
马：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第一个项目是在方家胡同46号做的关于《游击剧场》的多媒体和动画展，由聚敞现代艺术中心提供非常专业的投影仪，还出了一本小画册，一共花费大概7、8万。《地点：龙泉洗浴》这个项目我不主张去拉赞助，因为不是特别贵，主要是不想受赞助方的限制。我不希望把forget art搞成一个时髦的非盈利机构，非要去拉点赞助，骗别人一点钱来做事情，但有些特别的项目我还是会建议机构来支持。
何 迟：如果能拉到赞助更好，但目前我们没有拉到过，一般都是自己的作品费用自己出，比较大的支出都是朋友赞助的，比如印刷海报、展览之后聚会吃饭等。接下来我们打算把这几次活动的资料集合成一系列小册子。在做预算的时候，往往会准备不足，觉得之前想得不够周到。关于商业和学术的问题，我们希望当作一个课题来思考，在具体做法上还要好好想想。
马：我们的很多环节都是友情支持，所以会省掉很多费用。当你在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时，很多人会过来帮忙。不像在画廊和美术馆做展览，很多年轻艺术家一毕业就进入画廊体制，没有做过像样的实验性展览，他们来参与的时候是很积极、很有激情的。
http://www.hlart53.com/index.php?action=news&do=d&id=483
此在，艺术与生存共谋
——付晓东对话“forget art”之马永峰和“雄黄社”之何迟
付晓东（青年批评家、策展人）
马永峰（forget Art小组创始人）
何 迟（雄黄社组织者）
付晓东（以下简称“付”）：forget art和雄黄社都是近两年兴起并活跃的艺术组织，在社会层面上有一定代表性。于长江有一个观点，艺术家在社会上有两个象征，一是作品卖到天价的成功型，另一类是被压迫的群体，经常遭遇拆迁等种种问题，但这种情况竟然不太容易获得社会的同情。forget art和雄黄社，都不属于上面的两类，从一开始就并没有奔着卖大钱和获得同情的方向去。你们能否结合自身处境来讨论北京艺术家群体的创作状况、艺术园区的生存状态？
马永峰（以下简称“马”）：社会认为艺术家属于知识分子，但他们其实也只是处于底层的知识分子，艺术家的生存结构和整个社会的结构一样是金字塔形的，顶端只留给少数机会特别好、被历史选择的一些人，大部分艺术家还是停留在中间或者基层的。
何 迟：现在卖得好的艺术家，像'85新潮时期的王广义、方力钧、张晓刚等，他们一开始也没有奔着大卖的方向去。如果你觉得不以某种方式去做艺术，心里很不安，那就去做，卖得好未必就喜欢，卖得不好未必就不心安。雄黄社的几个成员是一直熟识的，沟通起来比较默契的，大家在一起不感到寂寞，并不是说每个人真的不孤独，而是从内在需求讲，人是需要群体生活的。
付：雄黄社的成立是你们有共同的价值观、精神理念上相互呼应和支持的结果。
何 迟：对，雄黄社在2007年成立，成员包括我、郭海强和吴海3个，在成立之前好几年一直和很多人都保持沟通。我们的宣言和宗旨很明确，是发扬与儒家文化相表里的士人艺术，无论从艺术的功能性角度还是从艺术本体的角度，都是经过一番思考和讨论的。
马：forget art成立之初就不想把动机表达得太明确，赚不赚钱也不是我们主要关心的，小组的名称很直接，懂英文的都明白它可能和艺术没关系，也可能有关系，就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但真正处在这种临界状态中的艺术家知道自己面临的挑战，需要放弃和拒绝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着手，提出了当代艺术中“微干预”的概念，并在草场地的一家澡堂实施了一个相关的“游击性”项目，叫做《地点：龙泉洗浴》。
付：参加forget art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马：这个小组的成员是不固定的，也没有固定的空间。最近频繁参加活动的主要成员有吴小军、杨心广等，他们是属于那种一聊就能了解对方想法的人。也有些年轻艺术家还在吸收和转型的过程中，以前经常是很多人在一起聊天，我觉得没有什么效率，最近我们倾向于和每个感兴趣的艺术家单独聊，看看有没有新的可能性。目前参与forget art活动的人群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在北京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个体化的艺术家，我们也打算吸收一些其他人，比如作家和诗人等等。
付：实际上forget art也只适合，或者说更适合在北京发展，因为北京有一大批文艺青年，其他城市没有这么好的环境。
马：重新洗洗脑也挺好的，让他们不要过于当代艺术化。很多国外艺术家的思考层面很广泛和深入，他们不会受利益的干扰，很多事情都交给画廊做，自己去思考一些真正关于艺术的问题。英国艺术家马丁·克里德（Martin Creed）曾经在泰特美术馆用霓虹灯作了一件文字作品《整个世界+作品=整个世界》。作品好像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变得不再重要，就是说艺术面对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可能会有一种无力感。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但每个人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老艾采取的是社会化的抗争方式，我们则是希望从艺术体制中抽离出来，并针对性地给予某种游击性的骚扰，比如他们做一个博览会，我们可能会做一个forget art博览会，就是非常不靠谱的那种。这是一种渗透机制而不是反对机制。
付：你们两位不仅是独立的艺术家，同时也是小组的发起人、策划者，会找一些替代性的空间作为活动场地，也会和一些机构合作。我对这种集合式、多功能、发散性的新的艺术生产形式很感兴趣。雄黄社做“天涯”、“风流”，在奶子房和网络上发展都是在美术馆系统以外做的尝试，当时参与的是什么样的人群？
何 迟：这个美术馆系统其实就是西方欧美文化系统的代表性形式，我们的做法是在这个系统外来观看，不仅仅是从体制里出来再去反思，我们认为还有另一个由中国传统文化催生的体制，现在它可能还没有形成，但是更有未来，哪怕没有未来，它对我们来说更本分。雄黄社的人员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虽然做“天涯”、“风流”的时候是跟很多艺术家一起合作，主要是以年轻艺术家为主。
付：这些人在年龄上、地域上的分布是怎样的？
何 迟：世纪之交成名的孙原、彭禹、琴嘎等，是我们目前合作过的年龄较大的艺术家，最年轻的是双飞小组、上海SHIFT小组的高研铭，还有鄢醒等，也不一定都是北漂。
付：上海的基本都是本地艺术家，北京的才真正是漂着的，我们数了一下艺术圈一共就没几个本土的北京人。
何 迟：这种因为某个文化理想，选择不能定居的漂泊生活方式，是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商业文明的产物，商业文明下全民皆商，只有这种途径。
马：这也是未来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状态，很多人都是城市里的“游牧者”。“漂”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上的迁移，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或者在同一个城市不停地搬家；另一种是“信息漂流”，即操作者从一个信息点漂移到无尽的信息点，速度甚至接近光速。鲍德里亚的关于“拟真”的理论很有意思，“物理漂流”和“信息漂流”到底哪个更真实？没人知道。
付：虽然你生活在北京六环外的一个荒冷的工作室里，但是你的信息环境可能宛如身处泰特美术馆。
何 迟：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我没必要从甘肃老家跑到北京黑桥来，但事实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马：即使你在老家，你也可以同时漂移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更不用说黑桥。未来任何人的身份在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中都是不确定的“拟真”，它似乎比真实还更具真实感。
何 迟：那还是不一样，我有深刻的体验。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会觉得离开很久了，但其实离开的时间并不长。在老家遇到一个热爱艺术的人，哪怕他做的不是当代艺术，都会觉得很亲切，这种感觉不像在北京，难以名状。
付：我觉得可能和人的性格有关系，马永峰是一个外在的观察者，他总是置身事外去观看，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何迟是一个深入的体验者，希望扎到里面去。雄黄社给人比较强烈的、戏剧性很强的感觉，但forget art是很轻飘的、不留痕迹的。
马：这和每个人的气质有关系吧，我们不希望有固定的成员，而是希望在每个艺术家身上发掘出forget art的气质，我们不拒绝任何东西，不限制年龄，如果有一天哪个艺术大牌说他也想玩点炫的，我们也会接受。另外，我们对西方的艺术史持怀疑态度，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都是线性的、逻辑性的，他们按照逻格斯的方式来归纳和分类，跟中国人思考方式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不应该有什么艺术史，就像一个艺术史家总想熬一锅好汤，他自己觉得很美味，但我觉得恰恰被蒸发掉的那部分是不是更有意思呢？
何 迟：这两年是不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北京的艺术家少了？黑桥工作室的房价最近两年也没怎么涨，去找房子的时候，发现有的艺术家一波一波地退房、离开，更换很频繁。
马：四川的艺术家有些回成都了，成都那边的生活环境也很好，他们也不想再过这样北漂的生活了，为什么不回去呢？
付：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离开的？
何 迟：我觉得可能与社会学有关系，与艺术的关系倒不大，当初来可能并不是冲着艺术来的，走也不是因为艺术而走。
付：那你们这两个艺术小组现在的工作室是什么状况？
何 迟：我们算是比较典型的“北漂”，是4个人合租一个90多平米的工作室，2个卧室，其中一间有3张床，另一间小点的有一张床，走进去像宿舍的感觉。一年的租金大概是17000元左右，均价是每天每平方米5毛钱。我们几个对物质生活的要求相对简单，我每年会花一些钱买书，三联书店或者网上购物都可以打折的。我之所以说艺术家不值得同情，就是因为像我这样的所谓艺术家就是亲人朋友的累赘，所以对艺术家首先应该是恨，然后是嫉妒，因为很自由，没心没肺，家里人也不管，再后才是羡慕。艺术家有能力但是又不愿意在某些方面做出努力，这种人是不值得同情的，甚至是可恨的。
付：做艺术家其实还是很幸福的，因为你能以艺术为职业，做你感兴趣的事，拒绝你不喜欢的事。
何 迟：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其实是很麻烦的，心里充满了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深刻的忧虑。这种忧虑一方面来自于关于文化和艺术的问题，我是一个看学术著作就能掉眼泪的人，经常对某些问题痛心疾首；更具体的忧虑，就是对家庭的责任感，我觉得自己做得非常差。
付：有没有关于成功的忧虑？如果文化意义上成功了，生存压力也就解决了。
何 迟：中国社会对文化价值上成功的认可，目前都是用钱来衡量的，这对我们来说现在还很难。以前对自己还有一些要求，希望可以做得成功，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做事情时就会想的越来越少。对于文化、艺术、生活，都会有一种认命的感觉，这不是消极，认命不等于屈服于命运，当责任感和宿命感一体的时候，就无所谓成功不成功了。
付：马永峰的工作室情况呢？
马：2007年之前我大部分时间住在望京的公寓里，那时候刚好拿到英国基金会2万英镑的资助，去英国做驻留项目和个展，待了6、7个月，2008年6月份在草场地租了一个130平米的工作室，一年的费用是5万多，当时的价格还是有点贵，2009年末闹拆迁的时候退掉了，一共租了一年半。现在租了一个50多平米的空间，我觉得不需要那么大。
付：那你租工作室和做作品的资金都来自于国外基金会的赞助吗？
马：有些是吧，还有一部分来自作品的销售，以前跟站台中国有一些合作，自己也卖了一些作品。当时有十几个录像带和一些照片，价格是每件3000美金左右，虽然我不是销售情况特别好的艺术家，但也能卖掉一些，另外也有一些其他兼职，比如多媒体设计、代课等等。
付：你们在组织活动的时候需要的费用都有哪些？接下来你还会持续不断地跟国外的基金会申请赞助吗？
马：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第一个项目是在方家胡同46号做的关于《游击剧场》的多媒体和动画展，由聚敞现代艺术中心提供非常专业的投影仪，还出了一本小画册，一共花费大概7、8万。《地点：龙泉洗浴》这个项目我不主张去拉赞助，因为不是特别贵，主要是不想受赞助方的限制。我不希望把forget art搞成一个时髦的非盈利机构，非要去拉点赞助，骗别人一点钱来做事情，但有些特别的项目我还是会建议机构来支持。
何 迟：如果能拉到赞助更好，但目前我们没有拉到过，一般都是自己的作品费用自己出，比较大的支出都是朋友赞助的，比如印刷海报、展览之后聚会吃饭等。接下来我们打算把这几次活动的资料集合成一系列小册子。在做预算的时候，往往会准备不足，觉得之前想得不够周到。关于商业和学术的问题，我们希望当作一个课题来思考，在具体做法上还要好好想想。
马：我们的很多环节都是友情支持，所以会省掉很多费用。当你在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时，很多人会过来帮忙。不像在画廊和美术馆做展览，很多年轻艺术家一毕业就进入画廊体制，没有做过像样的实验性展览，他们来参与的时候是很积极、很有激情的。
